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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考前的最后一篇推送,毫不夸张地说,权威、高效、靠谱的押题一定程度上起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而本文的这20个热点名词解释,是木铎教研组根据近三年高频真题考点和今年学术前沿重点总结而来,质量和押题命中率高,毕竟去年的20个名解就有不少小伙伴表示押中题了!
名词解释是基础题目,分值通常在5分左右,建议答题篇幅在200字左右;按照1分钟1分计算,每题答题时间控制在5分钟以内。不同类型的名词解释答题内容也有所不同, 通常分为以下几种:
1.传播学者:学者的地位、代表作、贡献以及简要介绍他所属的学派或者主要观点等内容都多多涉及;
3热点名词:如元宇宙、元传播等,对理论溯源、基本内容、影响、相关评价以及结合当下的技术环境进行举例;
(定义)数字基础设施(digital infrastructure)是与现实生活中的公共基础设施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所谓数字基础设施(digital infrastructure),是指以数字经济为特征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涵盖 5G 互联网、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化基础设施及其配套设施,也包括通过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的传统基础设施。
(延伸)网络搜索引擎、电子支付系统、社交媒体网络、身份认证系统等,都是平台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为人们提供了数字化的生存环境。在平台社会中,数字基础设施之间的连接则主要依靠平台的可编程性(programmability),即通过各类计算机编程手段灵活地完成数字基础设施的“调用”,从而综合多个平台的技术模块和数据系统,实现数字平台功能及效能的最大化。而且,数字基础设施主要由平台掌控,需要不断维护与更新,人们通过购买设备、订阅数字服务等方式来使用,其功能和形式更加多元。
(评价)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在大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世界各国加快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数字基础设施成为一个国家数字化转型的先决条件和构建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的技术支撑,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来源及定义)“驯化”(Domestication)原意是指一种人类通过某种努力,驯服野生动植物按人类意愿生存的过程,最早由格雷维奇(Gurevitch)等人在研究欧洲电视新闻时将其引入新闻研究领域,提出了“外国的驯化”(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foreign)这一概念,指出在对外国新闻进行报道时,新闻工作者可能会使用某些报道方式,使之与本国受众的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息息相关,增加对受众的吸引力,方便他们理解。基于这个观点,陈韬文等人进一步对“驯化”进行了定义,认为“新闻工作者通过种种方法强化外国新闻事件对本国受众的相关性,和把它纳入民族国家的论述的过程。
(延伸)另外,格雷维奇等人在其专著中还建构出了一套“新闻驯化指标”,只要一则外国新闻报道中存在以下四种情况的任何一种,就可以认为它具有驯化性:报道外国事件对本国产生的影响;报道中提及事件所涉及的本国人,或至少在报道中提到本国人;记者在报道中采访或援引了本国人;报道中使用图片、国家图案等视觉画面
(影响因素)经过众多专家和学者的研究发现,影响媒介“驯化”的因素主要分为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前者占主导地位。宏观因素指的是国家利益、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而媒体则是权力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微观因素则主要包括媒体类型、媒体机制、受众定位和新闻记者主观倾向等。
(提出)可供性由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提出,指人在特定场所行动的可能性。2017 年,莱斯等人进一步提出媒介可供性的概念,指某一特定背景下行动者感知到的其能够使用媒介展开行动的潜能与媒介潜在特性、能力、约束范围的关系。
(发展)后来,潘忠党从人与技术相结合的层面考查环境对媒介技术的影响,将可供性的概念拓展为媒介可供性。媒介可供性主要包括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移动可供性三个分支。这三个分支又各自包括诸多方面。生产可供性主要包括可编辑、可审阅、可复制、可伸缩、可关联;社交可供性主要包括可致意、可传情、可协调、可连接;移动可供性主要包括可携带、可获取、可定位、可兼容。
(评价)媒介可供性为我们研究媒介的功能和意义提供了分析框架是我们理解社会、技术、文化等的重要视角,它让我们得以从媒介生态学的视角和媒介自身的属性出发,实现对于文化的完整理解。
(起源)“数字劳工”起源于传播经济学派对于传播产业中非物质劳动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达拉斯·斯密塞1951年提出的“受众商品论”的延伸。
(定义)2014年,英国学者福克斯提出了“数字劳工”概念。来指那些在互联网中进行内容生产的用户,他们从事数字内容生产的行为往往繁琐而又卑微,虽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却不被视为“工作”。
(分类)根据不同的劳动形式,互联网平台上的“数字劳工”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互动社交平台上的内容生产与消费;二是弹性雇佣制度下网络“写手”;三是游戏产业链中的廉价“玩工”。
(评价)“数字劳工”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沉浸在互联网世界的大量网民表面上看是在消磨时间,实则沦为了互联网企业的“免费内容”的生产者。
(定义)数字藏品,是指使用区块链技术,对应特定的作品、艺术品生成的唯一数字凭证,理论上可以是诸如数字唱片等用数字1和0所表示的任何东西。在保护其数字版权的基础上,实现真实可信的数字化发行、购买、收藏和使用。
(特点)数字藏品是一种数字化资产,音乐、门票、潮玩、卡牌、画作、摄影作品、GIF动图、表情包等等都可以做数字藏品。每一个数字藏品都代表特定作品、艺术品和商品或其限量发售的单个数字复制品,不可篡改,不可分割,也不能互相替代,具有唯一性,真实性和永久性,实现了确权与溯源的能力。
(案例)2020年,NBA联手Dapper Labs(区块链游戏加密猫的制造者)推出Top Shot(最佳进球)。这一NFT项目发布球员的视频集锦,类似于数字球星卡。藏家可以像在现实世界中购买卡包一样购买这些藏品“包”,也可以通过它们的官网购买个人卡。
(评价)在日益数字化的世界当中,随着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的发展,数字藏品或许具备持久的价值,未来也会变得更具互动性或实用性。大型科技公司将斥巨资开发元宇宙并将它推向企业和消费者的主流。随着数字环境变得更加正常,数字藏品的价值可能也会上升。
(定义)“建设性新闻”是由兼具记者和学者双重身份的海格拉普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新闻评论中正式提出的概念。建设性新闻是一种新兴的新闻形式,在坚持新闻核心功能的同时南宫NG·28,更多地以积极的元素、解决的态度、变革的目标,以赋权于民、赋能于世的方式来报道新闻。
(特点)建设性新闻将积极心理学和其他行为科学的技巧运用到新闻流程和产品,更加强调记者报道选题的多元、采访方案的介入、信源采纳的包容、引领参与的主导。
(影响)建设性新闻仍在“以最严格的方式遵循传统的新闻实践和规范,只是在报道方面有了新的层面,通过将焦点从报道社会问题转移到了解决社会问题上,通过创造更全面和更具代表性的世界图景,保有客观和准确的新闻理想,承担着为公共领域带来有效解决方案的责任”。
(定义)虚拟偶像,是通过绘画、动画、CG 等形式制作,在因特网等虚拟场景或现实场景进行如歌手活动,以商业、文化等具体需求制作培养,但本身并不以实体形式存在的人物形象。
(特点)其具有虚拟性、开放性和技术依赖性等特点。虚拟偶像进行的偶像活动在实现本身设定目标的同时,不仅可以通过专辑、MV、写真集进行偶像活动,还可以汲取粉丝的同人二次创作来丰富自己的内涵,因此与粉丝间的隔阂也小得多。
(发展)当前,我国虚拟偶像发展保持在一个平稳上升的状态,同时受益于 5G、AR、VR 等技术的进步,虚拟偶像将可在直播带货、VR 演唱会等场景的应用中为用户提供更良好的体验。
(来源)杂合化(hybridization)的概念起源于自然科学的生物研究和园艺学领域,指的是两种或多种相异动(植)物在配偶或饲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新品种。
(内涵)关于“杂合化新闻”,史安斌老师将其归纳并概括为三组核心概念,分别是,媒介技术与参与主体意义上的“延展与赋能”、新闻业空间布局与产销机制意义上的“协作与策展”以及整体产业结构与衍生文化意义上的“融合与杂糅”。
(特点)展江老师认为杂合新闻的基本特点有:第一,在形态上,杂合新闻是采用了多种形式、汇聚了不同媒介要素、拥有丰富传播线程的新闻,不同元素既“杂”又“合”,构成一个个围绕特定新闻事件形成的小信息生态。第二,在文本上,杂合新闻是融合了传统专业报道与个人情绪的叙事文体,杂合新闻的传播同时诉诸接受者的理性与情感,且日益倚重于情感。第三,在文化上,杂合新闻较传统新闻更嘈杂、更大众化,赋予非专业生产者较大的话语权,并包容多元的、非主流的新闻表达。
(评价)“杂合化新闻意味着新闻业从封闭的专业生产系统走向杂合与弥散,在媒介技术、生产主体、话语体系、传播渠道以及新闻业体制与结构等方面,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延展性乃至不确定性。”
(来源)“策展”(curation),原本是属于展览行业的术语,新闻界将其借用到新闻传播学领域成为“新闻策展”,完美地解决了如何表述社群媒体信息处理的问题,并拓展了新闻学研究的视野,为新闻业务操作带来新的启发和思路。
(定义)新闻策展就是通过策划选题,从网络平台汇集和筛选信息,并赋予意义,将相关新闻信息整合展示给用户的活动。新闻策展是对用户创造内容的再次开发,是真正重视与用户互动的体现,它将用户纳入内容生产体系,开辟了新的内容生产渠道,释放了互联网数字平台的内容生产力。最简单的策展表现为,网民在社交媒体里转发分享新闻产品。新闻策展的操作环节主要包括选题策划、素材搜集、筛选过滤、信息升华与内容汇聚等。
(案例)在防疫新型肺炎期间,央视新闻、澎湃新闻、腾讯新闻相继在客户端推出有关疫情最新动态的H5产品,“疫情速报”栏目查看各地快讯与病例情况;“实时辟谣”对人们关心的消息进行核实,接受网友的公开提问,由专家做出权威解答;“疫情地图”将各地病例情况通过可视化的方式进行呈现,并跟随全国总数的变动实时调整。
(定义)网络民族主义是指“以互联网为传播渠道,在网络上发表民族主义言论、表达民族主义情感、发动制造民族主义及,在某些情境下,促进民族主义实际行动按照预定目标执行的网络传播行为”。也是网民基于民族感情和爱国精神而在网络上表达和传播民族主义情绪、言论、思想的一种社会,同时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民族主义实践运动以达到预期目的的一种社会现象。
(特征)其特点在于:戏剧化狂欢生产共同体精神;从精英到草根的发展路径;社会化媒体平台发挥重要作用;亚文化与主流教育关系的非零和;资本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发展)近年来,全球化发展与国际交往难以避免的摩擦,使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逐渐成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叙事表达方式,成员通过集体记忆的共同书写、宏大叙事的日常感悟、重要历史节点的纪念仪式、英雄原型等话语互动与修辞劝服,召唤爱国主义,实现国族的认同。
(消极影响)其缺少跨文化差异思维,容易曲解、加深误解。再次,缺少合理的言论引导和规范的网络管理,容易产生非理性的倾向。
(措施)因此要对民族主义适时加以引导和规范,可以从主流媒体加强引导、商业平台强化规制、民众提升自我规范意识等方面入手。
(来源)赋权 (empowerment) 又译为“增权”是西方管理学界上世纪六韦十年代提出的概念,如今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学科各领域。
(概念)媒介赋权是指新媒介在媒介社会化和社会媒介化的过程中,媒介不再仅仅是传播内容的渠道,媒介本身已经成为权力实现的重要源泉与力量。随着媒介社会的到来,尤其是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广泛运用,媒介赋权日渐成为传播学界关注和探讨的热门话题。
(内涵)媒介赋权并不是说新的媒介技术会带来新的权力,而是媒介使用者在使用媒介过程中所构建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传统社会网络是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个体会受到群体、组织、社会的影响;而新媒体赋权是自下而上的,即自我赋权会影响到群体赋权,进而影响到组织赋权。
(提出)扎根理论研究法是由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学者——格拉瑟、斯特劳斯,共同发展出来的一种研究方法。
(定义)即运用系统化的程序,针对某一现象南宫NG·28,来发展并归纳式地引导出扎根的理论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扎根理论是一种定性研究的方式,主要宗旨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实际观察入手,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经验概括,然后上升到系统的理论。
(特点)扎根理论一定要有经验证据的支持,但是它的主要特点不在其经验性,而在于它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了新的概念和思想。在哲学思想上,扎根理论方法基于的是后实证主义的范式,强调对已经建构的理论进行证伪。
(来源)民族志是由人类学家Malinowski提出的研究方法,即将一个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对该群体的独有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进行观察,从而达到认知群体及相关文化形态的目的。
(定义)网络民族志就是指“在特定时间内,通过持续的网上参与式观察(观察并参与网络社区的讨论),描述虚拟社区(论坛、网络圈子、博客、QQ群等)中的族群及其文化现象的过程”,它还有其他命名如“虚拟民族志”、“赛博民族志”等。
(优点)网络民族志的主要的研究田野在虚拟社会,主要研究对象就是群体或个人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的行为及活动。其优点主要是方便快捷,成本低,由于网民们日积月累的话语、图片等信息都集中在网络空间中,所以网络民族志可以获取到比较丰富的资料。而且,互联网跨越了空间,可以通过该方法对一些比较难以接触到的人或比较敏感的领域进行研究。
(内涵)其核心观点是,在这个世界中,一些平台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核心并扰乱了市场和劳动关系,绕过传统管理制度,改变社会和公民行为,影响进程。平台系统有三个运行机制南宫NG·28,分别是“数据化”(datafication)、“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和“选择性”(selection)。
(评价)在“平台社会”中,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三大主体处在紧张的关系中,José Van Dijck指出,个别平台与政府之间存在监管之争,也涉及平台生态系统的层面,以及全球市场与(超)国家政府之间发生权力冲突的地缘层面。
(定义)“元宇宙(Metaverse)”一词出自作家Neal Stephenson的科幻小说 《雪崩》。Metaverse 的前缀“meta”,意为“超越”,其后缀“verse”则是“universe”的简写,其字面意思是一个超越宇宙的世界。更具体地说,这个“超越宇宙”的世界是指计算机生成的世界。互联网界目前对于元宇宙的共识是:它是从互联网进化而来的一个实时在线的世界,是由线上、线下很多个平台打通所组成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和文明系统。
(意义)学者喻国明指出,元宇宙就是互联网、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区块链、产业互联网、云计算及数字孪生等互联网全要素的未来融合形态,又被称为“共享虚拟现实互联网”和“全真互联网”,是集成与融合现在与未来全部数字技术于一体的终极数字媒介。元宇宙从互联网发展的终极形态的技术意义上,定义了今天的技术迭代和产业的发展方向。
(提出)元传播这一概念是格雷格里·贝特森在跨越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精神病理学以及信息论、控制论等多领域学科研究后发展而成的,它的前提是传播远非简单的字面意义上的信息,人类的语言交流可以而且总是在许多对立的抽象层次上运行。
(特点)贝特森确定了元传播的两个方面:其一,人们就编码(codification)进行元传播;其二,人们就社会关系进行元传播。这两个方面恰恰说明了传播过程中的两个层级结构,即借由编码所传递的讯息以及借由社会关系对讯息的解读。由此,基于元传播这一概念的解释性也得以体现人类自我意识的形成和社会关系的构建都受到传播的影响。
(内涵)共情传播概念是在共情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共情传播就是共同或相似情绪、情感的形成过程和传递、扩散过程。
(内在逻辑)共情传播的内在逻辑在于,在共生的状态和平等的交往关系中,传播主体能对他者的情感“感同身受”,并且能“换位思考”,以同理之心从他者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问题,进而形成共通的意义空间与和谐的人际关系。
(特点)共情传播凝聚力大、合力大。大规模、强烈的共情一旦形成,其建设力和破坏力一样强大,相互感染的群体情绪,决定群体行为的选择,不少情形下即使是共情传播的发起者、组织者也难于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共情效应会使公众心理失衡和心态偏激,表现出非理性的情绪发泄。共情与传播效果传播效果通常分为三个层面:认知层面上的效果,情感和态度层面上的效果,行动层面上的效果。
(内涵)数字反哺由文化反哺概念延伸而来,指年青一代在数字接入、使用和素养上对年长世代的教辅行为。包括器物反哺、技能反哺 、观念反哺三个维度;数字反哺是代际之间的互动,既可以发生在宏观社会层面,也可以发生在中观群体层面,而最为常见的发生场域则是在微观家庭层面。
(发展)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数字代沟的影响愈加显著。在全民数字融入的浪潮下,数字反哺是较之于政府支持、互联网公司“科技向善”更“中国式”的解决方案。它既符合人类科技发展和文化传承的普遍规律,又能适应中国社会独特的代际关系与互动模式。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教父母/祖父母用新媒体不仅是中国家庭生活的温馨日常,更是关乎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机制。此外,数字反哺还是文化更替与传承这个历史大命题的落脚点。
(提出)文化数字化是数字时代的文化新基建。“文化数字化”的相关政策最早在2012年5月《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有明确体现。2022年5月中办、国办发布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是文化领域的国家级战略指导意见,从国家层面对文化产业的数字化作出要求。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这是通过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要举措。
(延伸)文化数字化是数字经济政策在文化领域的细分落实,政策出台单位从科技部、中宣部等国家部委,到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体现出政策制定高度提升,文化数字化进程有望加速。
(评价)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开展是文化与科技之间的深度融合,核心在于盘活存量的文化资源,将散布在全国各地、各类文化机构之间的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改造。通过这样的“文化新基建”项目,可以有效地盘活中华传统文化资源。文化数字化战略所落地形成的版权库、文化专网、文化大数据体系,也为文化资源的数字确权提供了基础保障,为相关的机构或企业展开版权合作、数字藏品等业务提供了极大便利。
(定义)社交媒体倦怠也称为社交媒体疲劳、社交网络倦怠。指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受到个人、平台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疲乏、厌烦和厌倦的感觉。这种感觉导致用户使用社交媒体频率降低和使用时间减少,甚至退出社交媒体平台。
(表现)社交媒体语境下,出于心理防御机制,用户倾向于将言论娱乐化,来润滑自己的观点表达,或者通过直接“潜水”的方式降低发生争执的可能。而且,社交媒体生存环境下,公域和私域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个人形象不断“前台”推进。公众通过各种符号消费来间接构建自身形象,实现社会地位的“隐喻”。而这种消费符号的追求必然加剧人们的社会表演压力,从而导致社交媒体倦怠。
(成因)社交媒体倦怠是由网络媒体高度连接和个人信息保护存在缺口带来的压迫感和社交负担。社交媒体平台不仅是权力监视个体的“圆形监狱”,也是自我监视的“圆形监狱”。当各社交媒体都致力于连接时,被遗忘权和隐身权就成了用户自我保护的诉求。
(策略)注重用户隐私保护,避免用户焦虑;避免功能冗杂,降低时间成本;归还用户的私人领域,提升用户信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