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宫NG·28(中国)官方网站8226重大转折(四2月5日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工业学大庆”运动在全国展开。自1960年5月起，我国集中各方面力量，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开发了大庆油田。到1963年，我国石油产品已经达到基本自给。 ．

　　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和通讯，介绍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事迹。此后，“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展开。

　　大寨的精神，就是代表着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代表着中国人民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路的精神。

　　大寨位于山西省昔阳县，解放前，这里本来是穷山恶水，七沟八梁一面坡，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南宫NG·28(中国)官方网站，群众生活十分艰苦。

　　解放后，大寨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以陈永贵、郭凤莲等为带头人，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用集体的力量决心改变大寨贫穷落后的面貌，通过艰难困苦的劳动，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引水浇地，终于改变了大寨人靠天吃饭的状况。

　　可是没有想到，到了1963年8月，大寨遭受特大暴雨，冲垮100条大石坝，让180亩耕地颗粒无收的；冲塌了113孔窑洞，倒塌房屋77间，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灾情十分严重。

　　大寨人与小岗村不同的是，小岗村在天灾面前向国家要救济，而大寨人在天灾面前没有气馁，他们坚持不要国家救济款、救济粮、救济物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仅用一年时间，就医治了这场毁灭性的灾害。并在逐渐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还向国家交售粮食175万斤。大寨人不愧是中国农民艰苦奋斗的典型，他们的英雄事迹引起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赞赏。

　　六十年代，正是中国人民面临着被西方列强封锁、孤立的国际形势，国民经济十分困难。毛主席在看了大寨的材料后，在材料中写道：“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愿意。但是，魔鬼不给我们。我们要靠陈家庄的陈以梅，大寨的陈永贵”。

　　后来毛主席又指出：“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并提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

　　大寨人不仅能够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更为可贵的是，大寨的党人在陈永贵带领下，能够保持着党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先进性。

　　1964年，时任山西省委陶鲁笳对毛主席汇报说，“陈永贵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要好于一般委员。他认为只有这样，党支部才有资格领导生产。并且在党员大会上说：‘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横下一条心，绝不占公家一点便宜，让他们看看，党员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多年来，大寨全村的工分帐和财务帐，从来是一清二楚，接受联系人监督，定期向社员公布的。群众称他们的支部是贴心，会计是保险会计。大寨的评工记分，照陈永贵的说法是‘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

　　当在听到这些汇报后，不禁赞扬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记分就是不要搞繁琐哲学。又有差别，又不悬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1964年12月召开了三届一次会议，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高度概括和评价了大寨精神。他把大寨的基本经验概括为：“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主义风格”。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把大寨正式作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向全国推广。从此，大寨不但成了中农农业战线上一面稿旗帜，也成了全体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学习榜样。

　　大寨精神过去曾经激励着中国劳动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集体大道，激励着中国劳动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为建设自己的国家而努力奋斗，至今仍然激励着中国劳动人民爱国家、爱集体、对主义远大理想无愿无悔的追求。

　　陈永贵感到这个会要砸。村里不少精明人一一通常是富裕中农一一都对他的十年造地规划不感兴趣。他听着越来越多的反对意见，火气一阵阵地往上窜。这些富裕中农都想显能哩，东捞俩钱西捞俩钱就能富了?陈永贵叭哒叭哒地大口抽着烟，尽量压着火气，耐着性子。会前说好的，十年规划是大家的事，要“”，“少数服从多数”。

　　陈永贵自小挨饿，对粮食和多打粮的办法自然想得多，想来想去的越想越深，最后就落在了土地上。大寨当时有300多口人，800多亩零零星星挂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的薄地，人均不过两亩半。那大寨又是个十年九旱的地方，人均这一点薄地，稍微闹些灾就难免挨饿。陈永贵是个爱想事的人，走路搭拉着脑袋时常琢磨，如果把这4700多块薄地并成大块，浅土垫成厚土，跑土跑水跑肥的三跑田改造成保土保水保肥的三保田，旱涝保收，大寨人自然饿不了肚子。只是这个工程太大，就说那一条狼窝掌沟吧，长约三里，宽约四文，下点雨就山洪咆哮，能卷走一百多斤的大石头，治理起来真不是容易事。

　　“瞎胡闹哩!”反对的话越来越重了，“你人要走路，水也要走路。人有人路，水有水路。常言道：人不和水斗，鸡不和狗斗。你有多大本事敢跟龙王爷斗？”

　　“对着哩!河沟是谁走的路?河是水走的路!你把河沟修成地，水往哪里走?一水冲了你，还不是白误工？你们这伙干部是寻上事丢人哩！”

　　陈永贵压不住火了。他最不爱听这话，他就不信他领导的农业社不如旧社会。陈永贵冷冷地问道：“旧社会能改？你旧社会就能改变了？嗯？”他显然抓住理了，连珠炮一般地追问那位说漏了嘴的姓贾的社员：“你怎么改变？那山是谁的？地是谁的？你怎么去改变？现在的山是谁的？地是谁的？坡是谁的!过去是什么制度?现在我们是什么制度?”

　　反对者沉默了。陈永贵训人喜欢抛出一连串的问句，他又问道：“你不创造条件，那好条件什么时候来？天上会给掉下来？它自己会给你跑出个好条件？它能不能自己跑来?你改造它嘛！已经有了改造自然条件的力量了，有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你还没有力量改造它？什么龙王爷马王爷？龙王爷有什么了不起？斗一斗怕什么呢？”

　　陈永贵也绝对不是轻易退却的人。第一次会议失败后，他开始在下边活动，积蓄力量，准备再开一次会。十年后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拉票活动：“土改时候的老贫农、老雇农们，和我一起扛过长工，打过短工的二十多个人还都在，我就叫上他们，和他们商量，跟他们开座谈会，研究如何发展。”陈永贵确实找对人了。这些老实本份的庄稼人除了卖力气没有更多的挣钱本事，也就没有富裕中农的那些花花肠子。庄稼人可不就是种地修地么？老贫农们豁出白干一场也要支持陈永贵试试。陈永贵描述道：“他们说，‘那就这么干吧，咱还怕贴上什么？要贴也无非贴上点劳力，它还能贴上咱的庄窝土地，牲畜农具？’我说这很好，只要你们带起头，把那些少数人带起来，再一开会，就开成功了。果然，理直气壮地和自然斗争的人越来越多。那些少数不同意呢?他们说，少数服从多数，搞吧，啦!”

　　1 95 3年治白驼沟，1 954年治后底沟，1955年冬，大寨入初战狼窝掌沟。陈永贵、贾来恒、贾进才等干部打头阵，率领全村50多个劳力，顶着呼呼的北风，搬着冰冷的石头，苦干三个月，垒起石坝38条，造地20多亩。

　　1 956年雨季，一场大雨过后，狼窝掌山洪爆发，将38条石坝连同2 0多亩庄稼一扫而光，反对派的警告不幸言中了。可以想象，陈永贵当时处境极其艰难。“一冬辛苦一水漂，千日打柴一火烧。”一意孤行造成如此之大的损失，陈永贵该怎么交待？

　　他一言不发，跑到狼窝掌转上转下，含着烟袋蹲在冲毁的石坝前细细琢磨。他看出道道来了。石块小，容易被冲走；根基浅，表土一动坝就塌；冬季施工质量不高，活干得粗，垒得不结实。陈永贵要再干。

　　当时劝他歇心的人不少，说风凉话的也不少。陈永贵故伎重演，再一次找贫下中农要求支持，又加上找反对者个别谈话，最后勉勉强强总算是把人马拉起来了。这一次，他们将每条石坝的厚度由一层改为四层，根基加深，石块加大，山坡上又刨满了鱼鳞坑以防山洪形成。没想到1957年夏一场大雨，大坝和庄稼又被冲了个干净。

　　陈永贵描述当时的形势：“这一下可不仅地富反坏反对，他当然反对了，贫下中农也动摇了，支部里也提出问题来了：‘群众意见都提得对，不要搞，就是非要搞！这不是失败了两次啦？还要再搞？’”

　　一天，贾进才遇见了陈永贵，问道：“今年还干不干?”陈永贵想干，他又琢磨出了一个新道道，叫做“石坝底宽像塔形，坝身里弯似弓形，基础牢固占地少，弓背朝里冲不倒。”再加上石灰和水泥灌缝，上游修蓄水池，顺沟修排水渠。他觉得这么干肯定能成功，可是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他怎么开口？陈永贵反问贾进才：“你说还干不干？”贾进才道：“我说，要干。咱们豁出去三次五次失败，总要把它干成。叫那伙不满意的人看看，是属龙的沾还是属熊的沾！”

　　陈永贵大受鼓舞，感到腰杆子硬多了。他开始以思想动员和施加压力相结合的手段组织新的力量。在支部会上他责问一位说群众反对修狼窝掌的支委：“群众？你把界限划清点，你群众里面包括谁?你把地富反坏也包括在群众里边了。……以后反映情况，一律不能借群众反映，这里边有个阶级性，要用无产阶级观点来分析。”

　　陈永贵这样描述他做思想动员和施加压力的办法：“我们开不同类型的会议，看究竟是谁反对，哪方面占的比重大。党员会呀，青年团会呀，贫下中农会呀，从各种会议上的情况来看，个别思想不健康的贫下中农有点意见，反对的还是地富反坏。……”

　　开这些会议的时候正是反右斗争声势逼人的关头，陈永贵施加的压力应该是有效的。不过，无论陈永贵怎么善于鼓动和施加压力，农民们不合作不支持也是白搭。大寨的那些庄稼人宽宏地原谅了陈永贵应负大部分责任的两次惨败，继续拥护他的改变穷山恶水的新计划。

　　莎荫和范银怀在《大寨之路》中描写道：“贫下中农座谈会也开得火热。他们说：‘我们属龙的还不如他属熊的？’‘怕吃苦的是谁?是地主，是富农！’大寨党支部的腰杆更硬了。陈永贵含着感谢的眼泪说：‘要退东吴兵，还得自己人。’

　　“这次任务更艰巨，全沟要筑32条大坝，最高的大坝是两文五，灌浆用的石灰就要六万斤。土坝用的石头要从山上开，要从山上运下来。几万方土被冲走，几万方土又要重新垫起来。

　　“这样巨大的工程只能靠人的两只手、两个肩膀来完成。计划一公布，社员们都争着上前线对夫妻一起进了沟，七户社员全家上阵。当时，只有6 O多个劳力的大寨，就有7 O多个人出了工。

　　“大寨最老的党员贾进才在旧社会扛了半辈子长工，他两个肩膀扛着张嘴，还吃不饱肚子。农业社成立，他一头扎到社里，恨不得把全身的劲都使出来。他担负着开凿石头的任务。每天启明星一露头，他就背着家具上了山，严酷的冷风把他的双手冻裂了，手上的血染到了石头上，头上的汗珠也滚到石头上，而他还是干得那么欢。

　　“开工的第十天，一场大雪下了尺把厚。贾进才像往日一样，早上起来，拿了一把扫帚进了山，把工地上的雪扫开，打碎冰凌，又叮叮当当干起来。太阳升起来了，上工的社员给他捎来饭，揭开一看，已经冻成了冰疙瘩。贾进才拿起来就啃。……”

　　据说实际上并不是拿起来就啃，也想把饭热热，奈何雪太厚，找不着柴禾。贾进才道：“心热不怕饭冷，管它狗日的冰不冰，吃下去自然就热了!”于是才啃起来。旁边的社员见了心里感动，就有人说：“老贾，有朝一下世了，大家定为你立个碑。贾进才却笑着说：“狼窝掌20多条大坝，哪条不是我的碑，还用再立！”

　　莎荫接着写道：“第一生产队长梁便良和原来的党支部贾来恒等四个人，在没膝深的大雪里抬着大石头从山上往下走，一路不知摔了多少跤，四个人滚成雪人，却天天超额完成定额。”

　　大寨农民的这些战天斗地的事迹随着《人民日报》影响传进了中南海，传遍了全中国。到了七十年代，这类景象就成了人们普遍追求的学大寨运动的经典场面。

　　如此苦干了27天，三战狼窝掌提前三日完工。狼窝掌终于拿下来了。1 6年之后，陈永贵谈起三战狼掌时说道：“现在这条沟产的粮食，就足够大寨大队全年吃了。”如果第一次不想干，第二次失败索性不搞了，哪还有什么狼窝掌地呢？”

　　1953年至1962年，大寨造地十年，改沟七条，胜利完成了第一个十年造地规划。结果也正如周恩来总理1964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的：“他们……把过去的四千七百块土地弄成了二千九百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产量，年为2 37斤，1 962年增加到774斤，……”

　　十年中，大寨人在农田基建方面共投工21万个，占总投工量的40％以上，平均每人每年干120天。就是说，陈永贵这位当家人每年都要以全家人辛辛苦苦一年的劳动成果的十分之四用于“置地产”，以解决人口与耕地资源的紧张关系。如此十年不改，二十年不改，以至终生无悔。无论从志气还是从组织工作和艰苦劳动所必须付出的巨大努力来说，真是难为陈永贵，难为大寨人了。

　　据全国第一次人口调查登记，截止到1 95 3年6月30日夜24时，中国人口总数达601，938，035。以全国15亿亩耕地计算，人均耕地2．5亩，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这个2．5亩正好是那个时期大寨的人均耕地数。在这个意义上，这位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当家人与陈永贵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他早晚有一天要下功夫解决这个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矛盾，早晚有一天要找一个成功地动员丰富的人力资源以解决这个矛盾的样板。

　　大寨是中国农村走集体经济道路的一种榜样和精神，至今依然闪耀着光芒，比如，华西，南街，兴十四村。

　　小左老左们能代表人民吗？口口声声代表人民这叫恬不知耻，我也可以把亿万人民欢呼粉碎的历史照片贴出左们拿得出人民欢呼的证据吗？

　　“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这一直是大寨党支部带领群众高高举起的大旗。然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了“搞个体”的口子，大寨人特别是老年人难以接受，他们怕走“回头路”，怕吃“二遍苦”。

　　《中国农民报》1981年4月5日刊登报道《大寨人正在挣脱‘左’的枷锁》。文中讲到，年初，大寨开始联产到组。梁便良不同意。他说：“退!退!退！昨天破了口子，分成三个队。今天再变成六个组，下一步不就退到单干了吗！我入社时什么家底？不就是土改分的十亩地，一条驴腿和一条牛腿吗？现在什么样子？大家都拍拍心窝子想一想，集体化哪条对不起我们？大锅饭吃不得，二锅饭也不行？”

　　后来，梁便良的思想转变了。贾进才的思想也进了一大步，他说：“批是批，干是干，不能泄气。咱大寨怎么能跟党扭着脖子干哩！一定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没有稳定的干部，就没有稳定的产量”，“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这是大寨人常说的话。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寨的“车头”常换，影响到火车的正常运行。

　　一九八0年十一月，郭凤莲调出大寨，大队长贾长锁担任了支部。第二年，全国各地农村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大寨党支部反复研究决定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当年全村粮食总产达到四十万公斤，虽然总产比去年没有多大增加，但小麦、谷子和豆类比例比上年增加粮食成本也降下来了。原来村民们没有一项家庭副业，这年有十四户养猪，一半农家养兔四百多只，农户养鸡四百五十只。这是大寨人几十年没有见过的门前“鸡叫、兔跳、猪跑”的景象。

　　一九八二年，因为作业组之间发生种种矛盾，村干部调解不下来，加上村里又办起了煤矿、砂石厂南宫NG·28(中国)官方网站，干部觉得领导精力分散，就决定返回“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这种回潮受到昔阳县委和大寨乡党委的批评，派人劝说也没有制止住。大寨又回到吃“大锅饭”的体制下。

　　这年十月，县委派工作组进驻大寨，要求分田到户。对此一刀切，大寨支委们想不通，村民们也想不通。那时候，大寨一个劳动日可以分到二元二角钱，一口人每年可以分到口粮二百五十公斤，细粮占40％。因为集体家底厚，社员住房不要钱，看病、托幼儿、孩子上学、用自来水、看电影等“五免费”已经享受多年，当然不想拆散集体。工作组讲，全县许多眼睛都盯着大寨南宫NG·28(中国)官方网站，大寨不动，工作无法开展。贾长锁说：“这样吧，也不要让领导为难，你们分就分，先把我撤了吧!”现在回头看，上级领导硬要大寨“分田到户”也是一种刮风，没有从实际出发，违背了大寨人的意愿。贾长锁忙了三个月，完成了分田到户任务以后，撂下了支书的担子，县委将原大寨推荐在清华大学学习水利专业的赵素恒从县水利局调回大寨担任支部。

　　赵素恒上任后，对大寨土地实行家庭承包后并没有撒手不管，而是依然注意发挥集体经济的实力，积极为农户提供各项生产服务。赵素恒带头劳动致富，购买了一辆汽车跑运输，1984年全家收入了八干多元，人均收入一千四百多元。在他的带动下，有六个农户买了汽车，七个农户买了拖拉机。1985年6月赵素恒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他走得太早了，差两岁才到五十，英年早逝，刚挑支书的重担两年多，可惜！

　　1985年8月，赵存棠担任大寨党支部，干了不足两年，他主动辞去职务，原因可能是“老陈去世了，他悲痛欲绝，不想再担任干部了”。1987年1月，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的高玉良担任了大寨村支部。1988年，按广东人说应是个“发发”年，可大寨却背上大债。他们向国家二百万元在虎头山建起了一个化工厂。按照设计，每年可以生产六百吨氯化苄，产值可达四百二十万元。投产初期，产品供不应求，时间不长，产品滞销，销售价低于成本。更严重的是污染问题，厂址在大寨村头上，给植物生长与村民生活造成很大危害。不过几年，化工厂倒闭了，留下一片断垣残壁，记录着大寨人种粮食的手办工业交纳的一笔巨额学费!

　　《扬子晚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看大寨30年后华丽转身》。意思当然很清楚，一是大寨三十年后；二是华丽转身。顺着笔者的思路可以看出大寨人数十年来走的路，太多崎岖和坎坷，读后自然浮想联翩。且看大寨人在华丽转身前的经历吧：

　　“1963年，遭遇百年不遇洪灾后，大寨人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大寨”二字由此走上‘神坛’。然而改革开放后，‘神话’被批为‘极左’典型，开始了近20年的沉默。”

　　“就在这之前的1977年，大寨村粮食总产量98．4万斤，亩产1312斤，每人的口粮在500斤到600斤之间；拥有拖拉机等农用机械数十台；集体资产总值71万元，人均住房两间，吃水烧煤、看病上学全部集体包揽……”

　　“1979年年底，昔阳县委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昔阳县学大寨运动中极左流毒和影响》的文件，关闭已久的集贸市场出现，大部分地方给‘社员’分了自留地，昔阳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典型——‘北亩村’。”

　　“1982年年底，大寨出台了‘包田到劳’方案：留足每人半亩口粮田和二分半自留地后，其余土地按劳力承包，‘每亩上交集体500斤粮食’，‘分地的好赖抓阉决定’。签承包合同次同，大寨土地大包干的消息轰动全国。”

　　“1991年11月，45岁的郭风莲复出。…．．让会计一划拉，郭凤莲才发现，大寨已成‘空壳’，每年全靠煤矿的一点上交款勉强过日子。”

　　通过此段文章的复述，我们可以看到在郭风莲复出前，大寨和多数中国的农村一样，分田到户、分产到户，好一个分尽吃光的景象啊。农民不是打破大锅饭了吗？农民不是从此不偷懒了吗？农村的生产力不是彻底解放了吗？怎么会冒出“三农”问题，怎么可能“勉强过日子”呢？“每年全靠煤矿的一点上交款勉强过日子”可能说的是穷集体富农户的现象，老顽童的理解未必。因为，集体穷农民未必富。要富也只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三农”问题是个普遍问题而不是特殊问题，“三农”问题发生在单干风吹起来以后，而不是以前。永贵大叔死的早，可惜他未能看见大寨的以后的曲折。“1963年，遭遇百年不遇洪灾后，大寨人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居然成了神话，一纸《关于彻底肃清昔阳县学大寨运动中极左流毒和影响》把大寨拉下了神坛，如今一则报道《看大寨30年后华丽转身》却让人心里五味杂陈。

　　大寨以及永贵大叔的极左流毒和影响到底是啥？难道是文章中所说的“粮食总产量98．4万斤，亩产1312斤，每人的口粮在500斤到600斤之间；拥有拖拉机等农用机械数十台；集体资产总值71万元，人均住房两间，吃水烧煤、看病上学全部集体包揽……”还是文章末尾所说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种精神，在那个时代造就了人间奇迹”？如果，“这种堪称人类伟大财富的精神”是极左流毒和影响的话，又怎能“永远值得我们珍视，并身体力行”？

　　永贵大叔本人没有错，是政客们一错再错。需要的时候就抹红，不需要的时候就抹黑。作者在他的手记里写道“大寨出问题在于两方面：一是‘高大全’，媒体把‘农业学大寨’变成‘全国学大寨’，大寨最后被包装成了一个‘各种经验无所不出’的‘万花筒’，这的确可笑；二是大寨实行思想禁锢，大肆宣扬阶级斗争，把农民都变成一个个没有个性、只懂奉献的‘工蚁’。而推广‘大寨经验’，在更大范围内造成的后果则是‘磨洋工’，生产效率低下。”老顽童仔细，立马扒拉出“媒体”两个字，原来始作俑者、精心包装大寨的乃“媒体”也!过去大寨的“高大全”和大寨现在的什么都搞有啥区别?那个年代，宣扬阶级斗争的行为撇开是非不谈，大寨能置身度外么?而“磨洋工”和文章结尾所宣扬的大寨精神对照起来，怎么看怎么别扭！

　　另外，全国学大寨一句话似有不妥，因为记得当时提出的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希望更多的学者用斧子砍正。

　　大寨、抹黑永贵，说白了就是极右势力的一种短视的作为。人民公社政社分离，是件好事，人民公社可以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存在的嘛。一窝蜂地推翻人民公社，难道除了单干就没有的路可走？乡镇设立了，政企反倒不分家了(乡镇政府同乡镇企业)，这叫那对那的事情嘛！

　　记得在某论坛和某位网民讨论人民公社的议题时，俺说，一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董老师说人民公社尚不能盖棺定论。他立马反驳，打死他他都不信董老师会说这样的话。俺说，请阁下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卷第P61页。他，哑然。

　　还是借用董老师的话“现在对人民公社‘盖棺定论’还嫌过早，各种初步的结论必须不断接受历史发展过程本身的检验”。

　　“支书郭凤莲被调离大寨”又复出，才发生后来华丽转身的故事。在文章里，看不到郭有没有坚持重走集体化道路的一点点意思，只能靠读者去猜、去想。在很多领导的关心下，“大寨新的党支部终于确定了‘发展商品经济、非农兴村’的思路。1992年，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成立，郭凤莲出任总经理”。

　　此公司的经济性质是个体还是集体?文章没说，老顽童猜啊想的，估计是集体的帽子，否则如何把分出去的土地再“流转”回来呢?估计该企业是集体性质，要么郭总怎么只拿工资不分红呢?!“大寨展览馆、狼窝掌梯田、陈永贵故居、大寨民居楼等一系列景点被建设出来，虎头山上开始大规模种树植草，恢复生态。…‘那800亩大寨‘海绵田’。一半退耕还林；其余400亩实行统一管理，农户只负责收割。”不也只能在大寨现有的土地上做文章吗？

　　庆幸的是永贵大叔和大寨人不再灰头土脸的了，大寨展览馆、狼窝掌梯田、陈永贵故居居然成为了“国内有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幸好现在的人也不怕“极左流毒和影响”了，因为大寨人玩了一个华丽的转身！

　　这是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1963年，遭遇百年不遇洪灾后，大寨人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大寨”二字由此走上“神坛”。然而改革开放后，“神话”被批为“极左”典型，开始了近20年的沉默。

　　上世纪90年代，市场化的大寨一举摆脱“老农形象”，以崭新风貌面对世人。2007年，大寨经济总收入1.27亿元，人均收入7000元；经济收入比1980年增长600倍……

　　3月7日上午，阳光很好，照得“七沟八梁一面坡”到处亮堂堂，昔日战天斗地垒起的“海绵田”里，少见庄稼，却多了郁郁葱葱的松柏。村庄背后的山顶上，植被保护得很好，一些亭台楼阁掩映其间——这是大寨人极力打造的“虎头山森林公园”，现已成为国内有名的“红色旅游”胜地。村庄内部，密布着“窑洞饭店”和土特产、纪念品商店，到处播放着红色歌曲，到处是招揽游客的热情叫卖声。已在田间地头消失的大寨人物，走进了售货员手中的书籍、光盘里。大寨村，到处洋溢着市场经济的气息。

　　79岁的大寨人宋立英这样描述当时席卷全国的包产到户：“大寨人都不理解，为什么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这也难怪，因为就在这之前的1977年，大寨村粮食总产量98．4万斤，亩产1312斤，每人的口粮在500斤到600斤之间；拥有拖拉机等农用机械数十台；集体资产总值71万元，人均住房两间，吃水烧煤、看病上学全部集体包揽……

　　就因为这个“不理解”，大寨成了众矢之的——1979年开始，“肯定凤阳(小岗村)、否定昔阳(大寨)”的势头一浪接一浪。那时大寨人外出，经常不敢承认自己来自大寨。

　　1979年年底，昔阳县委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昔阳县学大寨运动中极左流毒和影响》的文件，关闭已久的集贸市场出现，大部分地方给“社员”分了自留地，昔阳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典型——“北亩村”。1980年9月，陈永贵被解除副总理职务，支书郭凤莲被调离大寨。

　　1982年年底，大寨出台了“包田到劳”方案：留足每人半亩口粮田和二分半自留地后，其余土地按劳力承包，“每亩上交集体500斤粮食”，“分地的好赖抓阄决定”。签承包合同次日，大寨土地大包干的消息轰动全国。

　　也怪，，1983年风调雨顺，“晚上下雨白天晴”，那年总产上了百万斤，宋立英说“这个(包田到户)老天都同意”。

　　大寨人在增产增收中接受了新制度。1985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大寨人彻底实行了包产到户，按人均1．4亩的标准彻底分给村民——这比很多地方晚了整整5年。

　　“挺不好受的。”3月11日晚，正在首都参加全国“”的郭凤莲接受了记者采访。回忆离开时的种种细节，郭唏嘘不已。“说心里话，当时不大愿意回来，担心搞不好。”

　　1991年11月，45岁的郭凤莲复出。“刚回来的时候，村里的街上坐着满满的人，都是闲坐、闲说，更是没钱花。”让会计一划拉，郭凤莲才‘发现，大寨己成“空壳”，每年全靠煤矿的一点上交款勉强过日子。

　　“必须走出去。”1992年2月，满载140名大寨村民的大巴车从大寨出发，直奔华北平原。“当年全国学大寨，现在大寨学全国。”

　　他们参观了年产值已经上亿的河北获鹿高迁村。“到处都是小洋楼和现代化厂房”，而这个村庄曾是学大寨的典范。然后是江阴市华西村、浙江鄞县、大邱庄……“越看越惭愧，越看越着急”。当年陪同参观的宋立英说，参观让大寨人看清了自己的落伍状态。回来后，“大寨怎么办”的讨论会在村里几乎一天一场。

　　1992年3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为大寨指出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大农业’’发展道路；两个月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也来到山西，他告诫郭风莲，“要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出发，实事求是”，“旅游业搞好了，比办几个工厂都赚钱”。

　　最后，大寨新的党支部终于确定了“发展商品经济、非农兴村”的思路。1992年，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成立，郭凤莲出任总经理。

　　创业之初，郭凤莲走了很多弯路，东挪西借地往化工厂里扔了十几万，最后企业因污染严重关闭；又组织大家搞草编、上地板砖……结果全部失败。大寨毫无闯荡市场的经验，‘‘学费自然少交不了”。

　　1992年上马的羊毛衫厂是个成功范例，1993年就生产了3万件；随后，和省乡镇局及太原一家衬衫厂联营的大寨衬衫厂也获得成功。现在看起来，这些产品科技含量不高，能获成功，主要是市场认可“大寨”这个商标。

　　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后来注册了“大寨”系列商标。现在，“无形资产变现”的财富游戏不断在大寨上演：许多企业看中了大寨的品牌价值，向大寨支付商标使用费，核桃露、铝塑管、杂粮系列……

　　1994年，大寨上马了煤炭铁路发运站和投资2100万的中外合资“大寨中策水泥”，成为大寨这十几年来的创收大户之一。不久，大寨又和“宁城老窖”联营，把昔阳酒厂包装成了“大寨酒业”。

　　大寨旗下的企业越来越多。昔日战天斗地的大寨人纷纷进入工厂打工，成为“现代农民”。这一切，是郭凤莲带来的变化。她说：“很辛苦，心旱累得很，别人都说我图啥呢。”忙得团团转的她经常深更半夜回家，“什么时候老头子都睁着眼睛，我是女人呀，眼泪就是往肚里流”。

　　村民说，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每年给郭凤莲固定发一万元，“但她都给了村里”；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当年一文不名，现在有存款1700万。大寨二次创业中，最值得圈点的是旅游。1993年，郭凤莲邀请同济大学的专家对大寨旅游做了全面规划。此后，大寨展览馆、狼窝掌梯田、陈永贵故居、大寨民居楼等一系列景点被建设出来，虎头山上开始大规模种树植草，恢复生态。

　　1999年，大寨景区被评为全省五大著名特色旅游景区之一。据介绍，虎头山公园的门票一张30元，去年门票收入就高达300万元。如果加上大寨村民开办的44户窑洞饭店、旅店和纪念品商店的收入，旅游总收入更加可观。

　　包田到户后，赵保国在1986年购买了“小四轮”跑运输，“一天能挣25元”；2003年，大寨旅游已经成气候，赵保国在自家院中开了窑洞饭店，“没仔细算过收入，每天抽烟喝酒都在里面，比别人过得好吧”，老汉一脸自信。他的大儿子在森林公园展览馆工作，“挣固定工资”，儿媳当导游，“讲一遍就能挣个三五十元”，“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有点文化的都在干这个”。

　　宋立英的家在广场西侧第一排窑洞内。自从在自家院内开了纪念品商店后，不识字的她努力练字，现在已能签名售书，还给一些音像制品担任“昔阳县的销售总代理”。79岁的老人，脚登皮鞋，穿着流行的红对襟衣服，手上的金戒指锃亮。

　　昔日23个“铁姑娘”之一的李圆眼，开办的“农家土炕饭店”三间窑洞分别按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十年代”和“新世纪”主题布置，吸引了不少游人，60岁的李圆眼大大方方当起了“阿庆嫂”。

　　如今的大寨，已形成以旅游、煤炭、化工、建材、酿酒、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多个支柱产业。“集体有了钱，什么都好办”。上世纪末，大寨给村民盖起了50座独立小别墅，改善居住条件，村民只要掏五六万元，其余集体补贴。今年，村集体又准备动工，再盖50套170平方米的住房，每套6．5万元。赵保国一下子交了两套的钱，“两个儿子一人一套”。

　　大寨村民还享有取暖、上学等各种补助。2007年，全体村民每人分到了1000元；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都能得到200元养老金。

　　最值得关注的是那800亩大寨“海绵田”。一半退耕还林；其余400亩实行统一管理，农户只负责收割。 山西晚报记者李廷祯

　　大寨村委会主任贾春生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时，大寨很反感记者，“但现在变了，记者的宣传增加效益呢”，“打广告你还得掏钱不是?”

　　在大寨的几天，每到太阳即将落山，我就要爬到虎头山上转一转。看着那一条条大石块砌起的拦土大坝，心里总有一种崇拜感：那时没有现山工具，只有一条条臂膀和原始的大铁锤!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种精神，在那个时代造就了人间奇迹。这种精神，在今年抗击南方冻灾的壮举中，仍时时闪现。大寨曾经的种种错误做法，理应否定；但这种精神，这种堪称人类伟大财富的精神，却永远值得我们珍视，并身体力行。

　　大寨是毛主席等老一辈家树立起来的农业战线一面旗帜，大寨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及不怕苦、不怕累坚定不移的走农业集体化道路，为壮大集体经济的无私奉献精神，曾经是前三十年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并且继续激励着心怀主义理想的真正党人和亿万个信仰思想，信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群众。

　　而小岗村是改革后第一个被精英树立起来的学习榜样，也是改革后唯一个能让让全国家喻户晓的榜样，并且至今仍然被精英们奉为农业战线坚持改革不动摇的唯一榜样。

　　大寨能够在毛主席领导的时代树立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是因为大寨人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用集体的力量决心改变大寨贫穷落后的面貌，通过艰难困苦的劳动，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引水浇地，终于改变了大寨人靠天吃饭的状况；是因为大寨人在遭受特大暴雨，冲垮一百条条大石坝，一百八亩耕地颗粒无收的，冲塌了一一三孔窑洞，倒塌房屋七十七间，重大天灾面前没有气馁，他们坚持不要国家救济款、救济粮、救济物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仅用一年时间，就医治了这场毁灭性的灾害。并在逐渐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还向国家交售粮食近两百万斤公粮。大寨人这种精神感动了那个时代所有的中国人。

　　据相关资料介绍：改革前的小岗村是属于“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 ，

　　追究其原因，原来小岗村的几户人家私心心严重，不能够团结在一起集体种庄稼，集体在一起种庄稼就出勤不出力，导致年年贫穷，年年外出讨饭。原来，小岗村的贡献不是大寨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不是坚持走集体道路的精神，更不是大寨人的无私奉献精神，而是依靠国家救济的依赖精神，分田到户的私有精神以及人不为己精神。

　　山西省领导在全省千万个自然村中发现了“坚持不要国家救济款、救济粮、救济物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寨，被毛主席等老一辈家树立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安徽省的领导却在本省好几万个自然村中找出这么一个“三靠村”来，也被精英们树立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还真的很难为了当时的安徽领导，这恐怕需要有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精神。

　　如果说大寨精神体现了党人无私奉献的主义信仰，那么，小岗村的精神恰恰反映了精英们鼓吹的人不为已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小岗村在改革中所体现的丛林法则是功不可没的，功就功在让少数人在丛林法则中利用权力趁机发了大财，造成了中国贫富两极分化，拉大了中国人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不过，小岗村让那些树立他们为榜样的少数人发财了，却并没有发了自己，没有让自己发起来，甚至比不上当初被批判为极左产物的大寨富裕，至今仍然很贫穷，这不能不让人有点遗憾。

　　马列主义认为，人之初无所谓性善性恶，人的思想好坏是靠后天环境影响形成的，因此，人的思想是可以改造的。

　　毛主席时代就是从人是可以改造这一唯物主义思想出发，提倡毫不利已，大公无私，把人的向善性发挥到极致，使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坑蒙拐骗，没有娼妓，没有黑社会，贪污现象也非常的少；

　　而精英们则利用小岗村农民人性自私的一面，肆意歪曲集体所有制所带来的优越性，片面宣扬私有化的优越性，把人性的私心发挥到极致，由此让黑社会、娼妓、坑蒙拐骗等旧社会才有的现象，又死灰复燃。可见，小岗村的功劳和历史地位不容否定，更不应该忘记。

　　今年是被称为“历史伟大转折点”的改革开放迎来30周年的年头，照老例，还是官产学媒们的声音频密起来，前两天看到一个报道“中国十大经济学家对线年成败得失”(《郑州晚报》)，据说贤达云集，盛况空前，“成思危、厉以宁、吴敬琏、茅于轼、樊纲、林毅夫、周其仁、陈志武、钱颖一、张维迎，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经济学家聚首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反思中国的改革，探索中国的未来”，为什么是这1 O人呢，因为他们“最具影响力”，谁封的他们“最具影响力”，他们为什么“最具影响力”，草民不知道，看了其们的发言高论，也没有感到什么“最具影响力”的震撼，当然，有可能是因为“层次”之间的隔膜

　　在草民看来，甭管“最具影响力”们说了什么，“回顾”了什么，“展望”了什么，“反思”(有么？)了什么，似乎离草民太远，离现实太远，离民众太远，有时候甚至是背离现实，背离民众感受和期待的，比如，“最具影响力”的茅于轼所放言的赞成“大学继续涨学费”，民众草根们就极不买账。再比如，“最具影响力”的张维迎和周其仁，在2004年为当年“最具影响力”的资本家顾雏军“站台”撑腰，与质疑顾雏军借企业改制侵吞国家、集体、企业资产的郎成平对垒，张维迎大师怒斥“我不与无耻之人(郎成平)辩论”，周其仁贤达则相反，公开叫板“我为什么要回应郎成平”。第二年，顾雏军因为被控涉嫌非法侵吞、挪用国家、集体，企业资产，被公安机关逮捕，移交法院审理。这些，张、周二位“最具影响力”当然是不堪于提及的。

　　所以，光听“最具影响力”们的“对话”、宏论，草民认为太过单调，太过虚浮，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沉重并非压在北大温暖如春、华灯炫目的“百年纪念讲堂”里、西装革履、气度不凡的“最具影响力”们身上，而是压在亿万最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脊背上。草民还以为，一谈“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媒体们就直奔“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经济学家”，让人感到有些悲凉，“最具影响力，的贤达周其仁在发言中提了一句“对中国界定产权有社会性意义的事件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从包产到户开始的。”，草民不清楚什么叫做“界定产权有社会性意义的事件”，但是草民发现了“包产到户”这个关键词，在这个词的背后，彰显出媒体在新年伊始就膜拜到“百年纪念讲堂”中的大师、贤达们面前时候，却有意无意把改革开放真正的“发源地”和“发端者”冷落了。

　　实事求是地说，按照30年来的一贯定义，改革开放并非这些个“最具影响力”们的首创，其们今天的富足滋润，其们今日的高谈阖论，是建立在1 8个农民“冒着杀头危险”按下的1 8颗“红手印”引发的大变革之上的，30年的“成败得失”， 最有“成败得失”历史感悟的，是1 8个改革的发端者们，最有资格评说的是亿万感受到真实的“成败得失’’的普通民众。但在这个具有深刻意义的时刻，人们的耳边一如既往地还是‘‘最具影响力’’们的喋喋不休，是否有些本末倒置，或者不客气地说，有些忘本。

　　“为了不该忘却的纪念”，草民大胆地以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不要把目光总是盯在“划了一个圈”的那边的“座座城”和“座座金山”上，也并非反射着耀眼阳光的巨大蛋形歌剧院能够完全表达出其全部内涵。不如把纪念的脚步踏到安徽风阳的乡村路上，把歌颂的舞台，搭建到小岗村的“大包干纪念馆”门前，比如，中央电视台的《同一首歌》或者《心连心》节目，可以办一个专场，让当地的老少乡亲们一睹因为他们的“大包干”扭转时代的脚步后，随之派生出来的“新时代文化”，亲见身家千万、百万的明星们的芳容和欣赏大腕们的歌喉舞姿。

　　1 0年前，也就是改革开放2 O周年纪念的时候，小岗村是得到过不少的关爱的。草民看过安徽一对夫妇作家的一本热销书，这本书这样形容小岗村按下“血手印快2 0年”1 99 7年前的情景：盖不起楼房，修不起马路，用不起电话，吃不上自来水，没有一所学校，没有一家企业，甚至，没有一处称得上卫生的厕所，作为引发了中国一场伟大变革的发轫之地，竟也建不起一个起码可以供人参观的展览室。(《中国农民调查》)

　　但是，因为这个“临近2 0周年”，小岗村被再一次推向前台：1 9 97年6月，“省委一位领导亲率省交通厅、省建设厅、省教育厅、省水利厅、省卫生厅、省新闻出版局等省厅局的负责人来到小岗。”，小岗村小学，六月动工，八月竣工，九月一日正式开学。省建设厅、省水利厅和省卫生厅联手为小岗建造一座水塔，小岗人吃上了自来水。凤阳县建委统筹六部门联合出资，为小岗村家家户户住房的墙面刷一遍涂料，又为一家一户建造了卫生廁所；县建设局设计规划实施了四十套村民住宅。凤阳县电信局从银行一百万元替小岗村家家户户装上了程控电话，凤阳县林业局自筹资金购买八百三十棵蜀桧，栽在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投资一百二十万无偿地为小岗铺的一条取名叫“友谊路”的水泥路两旁，专门雇用了两位懂业务的工人精心浇水、培土、看护。高温植树，棵棵成活。以上各项工程总投入两百七十万零一千四百元(《中国农民调查》)。草民以为，这就叫做“不忘本”

　　但到了2 003年，有报道又在嘀咕“小岗村：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老路’”(陈窗、曾德方)，据报道，差不多有5 0％以上的农民借了债，少则六、七干，多则一、二万。村民缪夕五家，为了让两个孩子上学，借了五、六千元的债还不说，因为当年歉收，生活过不下去，只好让老婆背着花鼓出去要饭了。在缪夕五家，屋里空空荡荡，床上乱七八糟，连一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所以，“不忘本”还在继续，滁州市委、市政府和风阳县委、县政府投资300多万元，在小岗村建设了占地30亩，建筑面积2600平方米的“人包干纪念馆”；2003年12月21日，由小岗村、长江润发集团、滁州通力集团、滁州绿丰公司、张家港中兴房产联合投资3000万元的小岗现代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上海三农公司落户小岗村，通过“公司+农户”的形式，与小岗村民签订协议，培育发展“大明贡猪”的养殖基地……。最令人感动的是，2005年11月，为了让18位曾经在历史上留下足迹的、“按下血手印”的健在者颐养晚年滁州市市委的毕美家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联系了省城的一家保险公司，为12位农民每年免费提供1200元的养老保险，直至他们离世。保险公司有关负责人将为老人们签订协议，并发放一年的保险费(《新安晚报》)。

　　纪念改革开放2 0周年的前夕，相关部门轰轰烈烈地为小岗村做了大量的好事、买事，又是1 0年过去了，还是不应该淡忘这个“发源地”，并且应当更进一步深化关爱的举措，还是需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比如，那个省里出钱修的自来水塔2003年前就坏了，修理要几万元，每月运行费用要几千元，所以“休息”了，应该乘3 0周年的东风让其焕发“青春”。比如，把免费送养老保险的范围扩大到全村老年人，比如重新展览“血手印”原件，以铭大志等等。

　　“春风又绿江南岸”，2 0周年的时候，小岗村沐浴了一次春风， 30周年的时候，社会的经济成就更是今非昔比，更应该春风劲吹，更有必要在小岗村大搞一些庆典和投巨资办一些实事，这样，比在北京大学的“百年讲堂’’听‘‘最具影响力”们空洞的、“理性”的。晦涩的高论要实在，有意义。

　　9月20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演。据说这是一台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而创编的音乐舞蹈，是以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169年中的探索、奋斗、发展史为线索全景式史诗性艺术作品，是继《东方红》、《中国之歌》之后，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又一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大饱眼福，但按照“特别是”的逻辑，按照主流话语对“复兴”的诠释，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出戏的重头肯定放在“特别是”的30年。

　　既然重点表现改革开放，那么作为据说是打响中国改革第一炮、有着“中国改革第一村”美誉的小岗村肯定要在这出戏中占据重要地位，为什么要搞“联产承包”肯定是重头戏，要浓墨重彩地好好表现一番。然而，舞台上如伺表现“人民公社严重挫伤了小岗村农民的产生积极性”呢？我猜来猜去，实在猜不出导演们会有什么绝招。似乎舞台上的演员们只能这样表演：出工的时候到了，太阳已晒到，小岗村的农民依然赖在床上就是不起来，任你干部怎么在门外催，就是不下床、不出门；干部赶着小岗村农民去田里干活(有点象电影里鬼子赶劳工)，农民竭力反抗，有的在地上打滚，有的装疯卖傻，有的高呼口号，有的全家嚎啕大哭；被驱赶到田里的小岗村农民，也出工不出力，全在那里磨洋工(演员在此演的十分夸张)，其中觉悟高的农民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斗争，如毁坏庄稼、农具、农田水利设施等；小岗村农民饿得死了好多人，甚至有几户死绝了，但依然以坚定的毅力拒绝出工，即使田里的庄稼熟了也坚决不去收；干部挥舞着皮鞭，民兵端者纲枪，强迫小岗村农民干活，但小岗村农民大义凛然，怒目而视。看，小岗村农民的高大形象、优良素质、崇高觉悟和品德在舞台上得到了充分展现!而且这种表演手段也突破了传统舞台上的那种“大寨”、“红旗渠”、“华西村”模式。

　　可是，又总觉得舞台上不能这么演!这么演似乎有点那个。这么多年来，尽管对小岗村的宣传越来越响，可故事片、电视剧、舞台艺术中好象还没有出现小岗村事迹(也许我孤陋寡闻)。究竟是什么原因昵？可能就是故事片、电视剧、舞台艺术中很难表现“人民公社严重挫伤了小岗村农民的产生积极性，，这个关键点。估计就连金陵客也设计不出更好的方法。

　　于是，我今天在此也大胆地断定，《复兴之路》也没有展现“人民公社严重挫伤了小岗村农民的产生积极性”。但愿我错了，也许《复兴之路》导演是个高人，能很绝地展现“人民公社严重挫伤了小岗村农民的产生积极性”，以至于观众都跟着喊：“不干！不干！就是不干！饿死也不干！”

　　文中说：“从1966年到1978年的13年156个月份中，吃国家供应粮的是87个月，共吃供应粮达22.8万斤，占这13年的总产的65％，占集体分配口粮总数的79％；给生救款、社救款15000多元，占社员分配总额的54％；供应各类种子65000多斤。现有的10条牛，没有一条不是国家给钱买的。过去用的犁耙等主要农具没有一件不是国家花的钱。”

　　因为这13年的总产的百分之六十五，是国家供应粮数22.8万斤，那也就可以算出这13年的总产，是22.8万除以65％，得数目35万斤。也就是说，小岗村这13年共生产粮食35万斤，加上国家供应粮22.8万斤，等于57.85万斤，拿这个数除以156个月，再除以115人，得数32斤，这就是说小岗村在这1 3年里平均每人每月的口粮为32斤，这里是不管男女老少的平均。这和我前些日子从网上算出的中国农村当年的平均口粮是一致的。

　　此外，上述的全村耕地550亩，应当有百分之五属于自留地，是国家保证的，因此，就有27亩自留地。这27亩自留地的亩产量应当和大包干之后的一样，因为自留地嘛!社员们当然努力会种好的，大包干不就这原理吗?则27亩自留地假设亩产为500斤，每年可打粮食13500斤，平均到115人中，每人还可以多得粮食117斤，除以12个月，得每月可多得粮食9斤。因此从上面的计算，每个人每月可以。乞到粮食32＋9=41斤。

　　研究其中的“给生救款、社救款1 5 000多元，占社员分配总额的54％；”从这个数据可以知道在那13年中18户人家每户每月可分配9元钱。

　　比较城里吧，城里当然要比农村好，但是，城里的一个高中毕业刚工作的徒工，月薪为15元，且没有口粮，有可能要结婚和养活父女呢！城里的开销还要比农村的大一些，如水电费之类。

　　上面讲的小岗村既然年年吃返销，当然是全国农村中比较惨的一个农村，因此，我们就知道了时代一个比较惨的农村，对国家什么贡献都没有，反而要国家年年养住的那么一个农村，平均每个人的月口粮也有32斤了，平均每户的月收入也有9元了。因此那些对国家有贡献，年年交公粮的农村，月口粮和月收入应当是更多的。这样我们对于时代全国最惨的农村的生活状况就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定量的了解。

　　从文中还有这样的一段描述：“文化大期间小岗生产队的生产非常落后，群众生活十分穷困。社员严金昌，全家7口人，1 975年在家前屋后种了二三分地生姜，一二分地辣椒、大葱，自家的一二十棵柿子树看管的好，未让小孩乱摘，秋后烘一烘到集上卖了，并喂了2头肥猪，年收入百元。得的这些钱，主要是到小市场买点粮食养家活口，免得寒冬腊月，拖儿带女，到江、浙一带农村去“查户口” ”

　　也就是说在1975年一个社员仍然能够通过自留地(不算集体劳动的收入)，获得百元钱，就算九百元钱吧，那也相当于全家7口人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月收入10元钱了。可是我刚当兵的月津贴也就是7元7角钱，这里还是有海南岛的地区补助的。瞧瞧，我这么一个壮劳动，为保家为国当了兵，虽然国家管吃管住了，但是严金昌不也有月32斤的口粮吗?但是我才一个月七元七角钱。

　　假设这1 1 5人中能跑能蹦的人占一半，因此小岗村生产队有一半人讨饭，就是说，在路边对别人说，行行好，给我一口吃的吧？

　　从这个角度来计算，假设在时代的农民有一半都在讨饭，那当时的八亿农民就有四亿人在讨饭，那么，应当大街小巷中到处都是讨饭的人了?但是这和我的记忆不符，我在时代的确是见过讨饭的，北方的比南方的多。但是，的确没有见到有多如牛毛的讨饭的这种现象。就我的记忆，应当说当时讨饭的人还是比较少见的。我当时在山东德州一中，班里有一半的同学来自农村，他们并不回忆自己家有人出外讨饭。当时德州市内是有一些讨饭的，被称之为盲流，好象不是本地的人，是不知从哪流过来的。但是很少，就那么几个人。

　　再说啦，讨饭能够讨到多少饭?能够比那个口粮每月32斤还要多?当时城里人的定量大约也就是这样，怎么可能给四亿乞丐足够的粮食呢？

　　严德友：也不是说人心涣散，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是不一样的。比如把这些人重新拢到一起来，再进行分配，我能分多少，会不会我出的力气比他出的多，最后我跟他分的一样多。就是责任心不一样了。如果自己干，我是几亩地，我收的粮食全部是我自己的，我不需要再怎么分配，我没有顾虑了。

　　评论：这是最精彩的话，也就是分田单干的指导思想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什么价值观呢？肯定不是社会主义价值观。我终于明白了，而且下面的话更精彩。

　　不懂外语：请问嘉宾：农民由个体种植转移到集体劳作，他们是否还有集体协作精神?如缺乏，你们是如何解决的？

　　严德友：不好去组织，比如说我这200亩地，也有一部分工人，他的积极性和干自己家的不一样。如果把这些人纳入集体以后，让他像干自己家一样，肯定不现实。比如我这一块，在我葡萄园里面工作，我是发给他工资的，等等农民工人。但是，怎么提高他的积极性，要耗费很多的管理人才，要去教育他，这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易操作。

　　严德友男，凤阳县小岗村人，出生于1971年，中员，曾担任小岗村、村长。现任小溪河镇，小岗村葡萄合作社理事长，是在农户中推广葡萄种植的发起人。严德友是大包干时期小岗生产队队长、“十八颗手印”发起人之一严俊昌的儿子。作为大包干的后人，严德友在做好自身经营的同时，帮助本村群众更新葡萄品种，搞好销售，使葡萄种植为小岗村民增加了巨大收益。

　　评论：这就是说，“现任小溪河镇，小岗村葡萄合作社理事长”，还在“自身经营”，既当官，又当商。真是“解放思想”的创新呀！

　　如今的小岗村与其说是农村改革的样板和先锋，不如说是当前农村普遍现实的典型写照！并且，作为改革派关照的重点，完全可以说小岗村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重点尚且如此，那些无人关照的大多数乡村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此种悲剧，令人深思。

　　助，为之补贴，为之出谋划策，希望它能做出个不太丢脸的样子来。但非常遗憾，小岗村这个典型愣是扶不起来，使一些人颇感无奈与恨铁不成钢。

　　小岗村的价值在于代表性，可以代表目前的大多数乡村。扶起来反而不好，小岗村被硬扶起来了，千千万万其他的村子还是得不到同样的待遇，仍然落后。在同样条件下发展，不扶是对的，一但扶持反倒是弄虚作假了，这不是实事求是的作风。

　　小岗村的境界其实怪不得小岗村，有千千万万的村子与之类似。头一个并不罪该万死，小岗村可以实践，但由个别实践成为样板，则是推广的缘故。没有推广，其他村子未必分田到户联产承包。小岗村们当时是政策的结果，而现状则是经济规律的惩罚。

　　小岗村们违背了什么样的经济规律？小农经济，而不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大联合。小农经济在中国搞了几千年，本来是有效的。但问题是中国社会遇到了千古变局。从农业社会走向工商业社会，从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走向生产社会化、工业化、商品化。

　　农业是一种原始的产业，这种产业难度相对较小，即便有难度，也在过去数千年的发展中逐步克服了。一目．进入现代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农业的重要性下降了，少数机械化技术可以取代火批农民，农产品的价格必然下降，而农民的数量相对固定，于是农民的收入必然下降。

　　走向城市就是民工潮，外出务工可以解决一些农民问题，但农民外出的时候是散兵游勇，只能靠打工生存，收入不高，也不掌握核心技术。城市劳动力尚且过剩，农民工怎么可能致富，如果能致富下岗工人已经去致富了。

　　另外一个出路是新农村，但什么是新农村，小农经济是新农村吗？不是，小农经济是老农村旧农村。老与旧，包括组织、人心、状态、信任，怎么协作?没办法协作就散兵游勇，目标，组织散了，人心涣散，互相提防，互相不没有力量，修路、办厂、种地、收割都不行。

　　农村实际上有很多事情可做，比如机械化、工业化，少出人种植大批土地，而无须其他人束缚在土地上。而腾出的人可以修路，修水利，修自来水了地下管道，这现代农村的样子做出来，还可以分配一些人搞养殖业，不要家家搞，只要少量的人成片养殖，还可以搞种植业，少量的人合理分工。就想公司内部分工一样。还可以搞一些加工业，比如粮食加工业。粮食加工也是不什么难事儿，为什么要搬到城市去做呢？如果仍有精力甚至可以搞一些现代工业，附加值更高。

　　公司实际上就是集体，而小农经济则是分散。分散的农民与集体化的城市对抗，农民焉能不败？特别是撒手不管，放开竞争之后，城市实际上打压了农村。小岗村白以为分了好，实际上却没有了合力与竞争力，被市场经济和工业力量击的溃不成军。如果农村不能组织起来，这个状况是无法改变的。

　　近日，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村”的安徽省风阳县小岗村一行13人在村党支部沈浩的带领下，来南街树参观，寻求集体共同富裕的道路。来访的13人中有村主任、会计、妇联主任及当年最早分田单干按手印的18名发起人中的4人。

　　党委办段林川同志热情地接待了小岗客人，并向他们介绍了南街村的发展历程，特别讲述了南街村如何在分田单干三年后就及时意识到分田单干后所出现的新问题，义果断作出了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决策。他们听后很激动，感受颇深，说这次来一定要看个仔细，学个认真。

　　接着，他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档案馆陈列室，认真地观看记录着南街人奋斗历程的每一张图片资料，仔细地倾听着讲解员讲解的每幅图片背后的动人故事。当看到”难忘岁月”专栏中”土地分了，人心散了”的图片时，他们默默看着，驻足良久。

　　得知小岗客人来到了南街村，档案馆副馆长张大顺热情接待了他们。小岗村党支部沈浩紧握张副馆长的手感慨地说：”向你们学习，首先把思想武装起来，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

　　张副馆长回忆起了两年前小岗村驻村干部来南街的情形，并指着展览室的电子屏幕说，瞧!这是你们上次来的同志的留言：”大包干发源地的人员，看到了南街村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模式，使我们的党组织看到了前进的方向。”

　　张副馆长还向小岗人介绍了南街村的发展变化，他说，现在学习南街精神，重新走集体化、建合作社的村庄很多，比如山西省壶关县小逢善村、洛阳新安县士古洞村、开封兰考县、山东济宁鱼台县、吉林四平梨树县农民自发组织合作社，已发展起了集体经济。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

　　小岗人听后深受鼓舞，一致表示：要学习南街村，坚定信念、找准方向，努力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他们还说也准备建一个档案室，将小岗人那段历史陈列起来，希望与南街村档案馆交流。

　　当年分田单干的十八个发起人之一、现已年逾六旬的严宏俊老人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了那些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自己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手脚，迈不开步子啊！”

　　“南街之行让我们人开眼界、精神振奋，我们一定要!学习南街精神，结合实际，务实一作，付诸行动。”小岗人纷纷表示。

　　参观结束后，档案馆还向他们赠送了《南街村村规民约》和《南街村十星级文明户评比标准》等材料。小岗村党支部沈浩非常感激，在档案馆留言簿上欣然留言：”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大寨”与“小岗”，在中国都是家喻户晓的。“大寨”有“大寨精神”，“小岗”也有“小岗村精神”。这两种精神，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的农村影响都是很大的。

　　1964年1 2月召开的三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郑重宣布：“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周恩来指出：“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周恩来进一步强调：“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官方的说法是：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率先突破的。1978年，凤阳小岗村农民首创农业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大包干从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改革起步，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由此引发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要目标的体制改革和创新。大包干是在中国党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怕风险、敢闯敢干的精神，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精神。

　　因此网上评价说：小岗村缺的就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创业的精神。所以，既干不好集体的事业，也干不好个体的事儿。

　　问题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需要的是什么精神？作为搞主义的中国党，应该鼓励宣传什么精神？什么样的精神，才能解决现在面临着的具体的“三农”问题？

　　大寨的实践是：解放前，大寨全村700多亩土地分为4700多块斜挂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是个“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尺平，年年灾情多”的地方。解放后，在党支部领导下，大寨人靠“大寨精神”向穷山恶水宣战，制定出10年造地规划，凭着一双手，两个肩膀，一把镢头，两个箩筐，不分昼夜地苦干，利用河沟造粮田，开垦荒坡造梯田。10年问，改造了大寨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修成了亩产千斤的高产、稳产海绵田。不仅解决了大寨人的温饱问题，而且每年上交国家20多万斤余粮。1963年，大寨遭受了一场毁灭性的洪涝灾害，山被冲毁，房倒窑塌。面对灭顶之灾，大寨人不要国家慰问的物资，再一次掀起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重建家园的热潮。村民们日战大寨田，夜战新农村，短短5年后，一个崭新的大寨展现在人们面前：植树造林1000多亩，整修粮田800多亩，修筑盘山公路12华里，建蓄水池6个，修盘山水渠28华里，铺设地下水管道30000多米，早地灌溉面积达400亩，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水利化……

　　解放前，他们与大寨一样穷，解放后，又没有走好集体路。他们以“小岗村精神”突破禁令改变了安徽乃至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但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他们却远远落后于邻近其他地方。

　　1964年6月在谈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毛主席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我还是相信毛主席说的。

　　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市领导、王鸿举、陈光国、邢元敏等和40个区县的党政一把手，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红歌联欢会。

　　晚上7点50分，联欢会尚未正式开始，会场内的气氛已很热烈，在钢琴、手风琴伴奏下，《没有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歌唱祖国》的歌声，此起彼伏。

　　“60周年庆典过去一周了，大家心中仍然澎湃。今晚我们欢聚一堂唱红歌，祝福母亲60华诞，祝愿祖国繁荣昌盛。”还告诉大家，“原计划由市委、市政府组织活动，光国主任、元敏主席也毛遂自荐，四大班子就一起来了。”大家鼓掌欢笑起来。

　　当起了红歌会的主持人，“主城九区的、区长先唱一个！”18位、区长齐刷刷上台，简单商量一下，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大家一边唱，一边有力地挥动着拳头。“渝东南”县长紧接着上台，一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还不尽兴，又打起欢快的节拍，合唱土家族民歌《黄杨扁担》，黔江区委洪天云、秀山县委张泽洲身体壮，“音箱”大，唱得格外卖力。

　　“库区人民”也不甘示弱，县长们的一曲《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四射，赢来阵阵掌声。“一圈”的其他区县结成一个组合，唱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人永远是年轻”——“老同志”有朝气，青年人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区县同志唱得很带劲儿，干事创业就要有这个精神头儿！”又点将：“55岁以上的同志，和我一起上台唱一个!”人数不多，全场一片笑声，幽默地说：“‘老同志’少了，再扩大一下阵容，53岁以上的同志都上来!”近20位同志加入队伍。提议合唱《人永远是年轻》，“人永远是年轻，它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它不怕风吹雨打，它不怕天寒地冻，它不摇也不动，永远挺立在山岭。”歌声充满活力，让人回到了燃烧的青春岁月。

　　“我们再唱一首《世界是你们的》，送给在座的年轻人!”说：“要让年轻同志看看我们‘老同志’的朝气和活力！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台下一片掌声笑声。唱完一曲，意犹未尽，又建议：“我们这些‘老同志’，人老心不老，让我们新老同志

　　一起，再唱一首《主义人》！”台上台下一起打着拍子高唱起来：“我们是主义人，继承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

　　几首歌唱完，联欢会变成了“拉歌会”。邢元敏带领女同志合唱《南泥湾》、《洪湖水，浪打浪》，唱得很有韵味。、王鸿举、张轩和40个区县委组成了“队”，说：“都要当好党的兵、人民的兵，我们要唱《我是一个兵》。”区县长们在王鸿举、黄奇帆、马正其带领下，组成了“行政主官队”，登台演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鸿举市长起头唱到“向前，向前，向前……”。一直没有登台的市委部门的同志也按捺不住，在何事忠、徐敬业、范照兵、陈存根的带领下，合唱起《党人好比种子》：“我们党员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拉歌告一段落，大家又齐唱《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是大家共同的心声，我们把它献给亲爱的祖国，祝福共和国60岁生日!”还向大家推荐：“《共和国之恋》有两句词写得特别好，每次唱起来都令人动容，‘纵然是凄风苦雨，我也不会离你而去，当世界向你微笑，我就在你的泪光里’！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和祖国息息相关，祖国的美好未来靠大家共同创造。重庆是西南重镇，我们一定不辜负中央的期望，把重庆建设好，把中央的各项政策落实好。”

　　红歌会间歇，和区县领导聊起了工作。他说，我们党历来重视区县工作，当年中央召开“七千会”，毛主席特意提出请全国的县委参加。去年，市委提出了“五个重庆”建设，各个区县工作抓得很紧，推进很快，以“森林重庆”建设为例，市、区(县)两级一年干了几年的活儿。各个区县都动了不少心思，下了大力气，组织千军万马上山种树。重庆的发展变化凝聚着区县同志的智慧和汗水。希望大家提振精气神，再鼓一把劲，让工作再上新台阶，不辜负全市人民的厚望!

　　红歌会上，区县的党政一把手还得到了两份特别的礼物。一份是薄从北京带回的国庆六十周年庆典首日封，由、王鸿举、陈光国、邢元敏签名后送给大家，作为祖国生日的纪念。另一份是市委、市政府定制，由重庆雕塑家制作的焦裕禄和王进喜的小铜像，还配了一本两个人的感人故事。

　　说：“焦裕禄是领导干部的楷模，人民的好公仆，县委的好榜样，他忍着剧烈的肝痛，带领群众苦干，直到以身殉职。希望县委都以焦裕禄为榜样，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永远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铁人’王进喜有旬著名的线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在冰天雪地中，他带头跳进泥浆池，用身体当‘搅拌机’，可谓是和平年代的黄继光、邱少云。区县长们要像‘铁人’一样，不怕吃苦，不怕牺牲，关键时刻冲得上去，成为群众信服的干部。希望咱重庆多出一些焦裕禄、王进喜式的领导干部！”

　　你们的工作，是帮助贫困群体解除生产生活之忧，这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工作，是立功立德的事业，是无上光荣的！

　　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同志为总的党中央领导下，扶贫开发工作和整个农村的发展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扶贫工作的开展任重道远，大家仍需持续努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开辟改革开放的发展新路，把中国的经济尽快搞上去，同志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带未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就是其中的一个。作出这个战略决策，主要目的是要打破“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这个战略决策的实行，加上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允许和鼓励个体、和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等战略决策的施行，效果非常灵验。数年之间，广大城乡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大大调动起来，全国经济出现持续跃升的局面。

　　事物发展的过程，总是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出来。随着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的与未富的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分配不公的现象又从另一方面突出起来。如何做到公平分配、防止两极分化，成为一个新的矛盾和课题又提上了解决的日程。

　　对于这一点，同志早有预料和告诫。一九八五年他就说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一九九0年他又说过：“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一九九二年，同志再次强调“要避免两极分化”问题，并且具体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一九九三年，同志又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同志的这些话，已见诸公开的文字。记得那时他和我们一块儿议事，也常谈起这个问题。同志的思想很明确：实行改革开放以及一系列重要决策，总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不发展、老是贫穷，那不是社会主义；发展起来以后如果两极分化了，那也不是社会主义。通过持续发展和公平合理的分配，使全国各个地区和全国各族人民都富裕起来，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也才是取得了完全成功。

　　这个思想，我认为是同志设计的中国改革和发展蓝图的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思想，值得我们在认识上和实践中深刻领会、全面把握。

　　现在是到了搞好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的重要时候了。中央正在抓紧研究和解决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这当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但鉴于收入差距已经很大，贫富之间已经出现悬殊的现象，必须花大气力来解决。客观情势不允许迟延。一是全党要统一认识，把解决好分配问题作为一个突出课题或者像同志说的一个中心课题。须知分配公平、共同致富，既是中国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的，又是其最深厚的动力源泉。二是解决分配问题，有了正确的指导原则和决议以后，还必须有一整套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法。扶贫开发工作本身就是解决的办法之一。三是衡量我们的分配问题解决得好与不好的重要标志，就是先富起来的能继续富，未富的能日益增多地富起来，仍然贫困的能尽快脱贫而加入致富行列。这样，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才能建立在最坚实的基础之上。

　　分配是以发展为基础的。经济不发展，提高收入分配水平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所以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从农村来说，要完成扶贫脱贫任务，要使广大农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关键也是靠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农村的发展中，有一个大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重视起来，这就是同志提出的“两个飞跃”思想。他说：“农村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并说：“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同志还说：“我最早提出两个飞跃思想的时候，李先念同志说他都赞成，说这是一个大思想，这个思想一直没有阐发。”

　　同志的这些话是在一九九二年讲的。有些农村地区已经在按“两个飞跃”的路子向前发展。“两个飞跃”思想是同志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总体设计和长远战略，是我国农村和农村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确实是一个大思想。我们应在总结农村改革和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和贯彻这个重要思想。

　　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对于农村的发展和解决农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功不可没。全面建设农村的小康社会，仍要始终坚持发挥家庭承包责任制的重要作用。按照同志的思想，有一点需要从认识上和理论上搞清楚，就是这种一家一户的经营，其潜力毕竟是有限的；从生产方式来说，这种生产责任制尚未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的小农经济、小生产的生产方式。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如果不逐步从小生产的方式走向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是无法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

　　农民的分户承包经营，是同集体的统一经营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这种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仅要求农户要不断提高承包经营水平、拓展承包的项目与范围，同时也必然要求集体不断增强经济力量和发展新的经营形式。所以同志认为，农村还必须有第二个飞跃，即必须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走向集约化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农业。

　　加快农村的发展，国家和社会需要通过市场手段与包括计划在内的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相结合，不断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技术投入和人才投入，同时还必须加强农村的组织力量。关于组织群众，历来是我们党的优势和法宝，这个优势和法宝不能丢。应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积极组织农户和农民群众走向产业化、走向大市场，不断发展各种不同专业化分工和不同合作形式的集体经济。只有这样长期努力下去，才能使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转到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方式的轨道上来。

　　北京的韩村河村、江苏的华西村、浙江的航民村、河南的刘庄和南街村等等，它们在遵循同志的“两个飞跃”思想前进的过程中，从各自的具体实际出发所创造和积累的经验，很值得重视。这些村子的集体经济在走向大市场中，已显示出自己的发展优势和走共同致富道路的优越性。还有不少农村地区，在分散的家庭经营基础上，引导农民自愿联合起来，发展社区性和专业性的合作经济组织，并引导这些合作经济组织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联结起来，逐步实现产业化经营、集约化经营和规模经营。这将成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的重要形式，也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集约化、社会化、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上述这些事实都证明，同志提出的“两个飞跃”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各地正在发展着的农村集体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不同于人民公社时期的那种集体经济的新型集体经济。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在农民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应积极引导他们向着实现第二个飞跃的方向逐步前进。至于实现的具体形式、具体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