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金普惠金融如何有效融入乡村振兴战略，是当前推进我国普惠金融助力共同富裕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在深入剖析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理论依据的基础上，总结我国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成功实践，通过提炼这些地区在坚持市场导向、强化政策与金融协同、利用金融科技力量、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与保护等方面的先进经验，探索如何进一步提升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中的支撑作用，确保金融服务供给更加有力、高效。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是普惠金融的使命担当。普惠金融作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渠道，强调的是金融服务的普遍性和包容性，通过缩小金融服务的结构性差异，提升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获得感和满意度。当前我国农村发展面临着严重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因此，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是普惠金融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服务国家战略部署的应有担当，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重要体现。而且，乡村振兴战略涉及的“农村金融”以及与“三农”相关的金融需求与服务均属于普惠金融的范畴，农村金融是普惠金融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是普惠金融的天然使命。

　　普惠金融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引导社会资源向农村地区再配置必须先行推动金融资源的普惠配置。在微观层面，普惠金融通过降低金融排斥，为农村微弱经济体持续提供高质量、可承受、有尊严的金融服务，助力更多弱势群体和小微企业走上自力更生的富裕之路。在中观层面，通过发展产业链金融等方式破解农村承贷主体难题，加快农业现代化转型升级。在宏观层面，通过创业效应、投资效应、技术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的作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在此过程中，通过强化科技赋能乡村振兴，以数据为核心、以数字技术为驱动、以场景为实践，对现有农村普惠金融体系进行深度改造，使之更广泛深入地触达农村金融服务领域和环节。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是普惠金融助力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推进共同富裕在目标、使命、原则、路径方面具有一致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的重要举措，更是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通过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事业，一方面，通过打破城乡二元经济运行结构畅通国内大循环，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三农”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激发农村内生增长活力和全社会生产率，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通过金融的普惠性和均衡性配置，提升“三农”要素参与共享发展成果的能力和比例，缩小农村内部、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

　　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与人民群众的美好金融需要和新发展阶段的金融要求相比，当前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仍有待提升、基础设施建设仍有待加强、金融教育和能力建设有待完善。普惠金融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必然要与国家战略、社会目标和人民需要充分融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实现共同富裕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必然成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和最终目标。此外，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还可以完善与农村金融需求相适应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农村信用体系，提供负责且适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培养合格的农村金融服务主体，促进金融健康。

　　截至2024年末，我国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已扩至八省十地，其中山东临沂、浙江丽水、四川成都重点探索“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各试验区坚持各具特色、错位发展的思路，在服务乡村振兴方面形成了一些创新模式、做法和经验。

　　完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各试验区全力推进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的扩容升级和均衡配置，加快构建机会更加平等、成本更可负担、发展更可持续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如，陕西铜川宜君县在对超过“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站”覆盖网点5公里且人口稀少的偏远村落，配套提供“银行流动服务车”服务；河南兰考将普惠金融服务站建于村党群服务中心，内嵌于县乡村便民服务体系；江西吉安创新推出“党建＋”“电商＋”“红色旅游＋”“乡村振兴扶贫＋”等各类普惠金融服务站，实现普惠金融服务站在贫困村的全覆盖；四川成都印发试行两批五项农村金融服务标准，在16个区（市）县基本建成80个标准化村站；山东临沂充分发挥金融机构财务顾问作用，在全国率先探索出一条金融提前参与村庄规划、促进服务下沉的有效路径。

　　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各试验区深化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通过数据要素多向赋能“精准画像”力破信息不对称难题，降低普惠金融发展成本。如，浙江丽水在全国地级市中率先完成全部行政村的农户信用等级评定工作，建成全国首个集个人和企业信息采集全覆盖的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为68.98万户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电子信息档案。江西吉安创建农户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实现涉及农户和企业的资产、涉诉、补贴等部门的数据共享，系统信用评分自动生成授信额度及利率。福建宁德在全国首创“海上信用渔区”，将信用创建工作从陆地向海上延伸，赋予信用渔区和信用户金融优惠政策，创新解决渔业养殖户融资难问题，让渔区养殖户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信用价值。山东临沂费县推广“美德＋信用＋金融”治理模式，将基层社会治理中美德行为转化为量化指标，党员、群众积分较高者会享受到更多的政策优惠。

　　推动农村产权入市融资。各试验区探索将农村产权和金融资源有机衔接，破解“三农”和小微企业无抵押、无担保、信用差的融资痛点，实现农村“资产”变“资本”。如，浙江丽水组建“市—县—乡镇”联网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基本实现农村基本产权全部可抵（质）押。福建龙岩在全国率先推出“普惠金融惠林卡”，实现林权证直接抵押，范围由单一林权拓展到造林抚育、竹林垦复、花卉苗木、林业经济、森林旅游、林产品采集加工等涉林领域。江西赣州鼓励各金融机构扩大林权抵押规模，探索开展公益林补偿收益权质押担保，推广大型农业机械设备、水域滩涂养殖权等新型抵质押担保。山东临沂成立全国首家农地经营权收储公司，在山东省率先创新推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信贷产品“宅急贷”，累计发放“三地一股权”抵押23.6亿元。

　　开展多元金融服务创新。各试验区不断丰富服务乡村振兴的金融业态，探索绿色金融、科创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推动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如，山东临沂推动齐鲁股权交易中心设立乡村振兴板，引导17家涉农企业挂牌融资。蒙阴县创新开展GEP核算试点与融资探索，在全国率先建立县级生态资源大数据平台，以“生态能源、农林果木产品、乡村文旅”等GEP核算指标为对应的客户进行整村授信2000万元。浙江丽水探索推出大中型涉农企业享受普惠政策并于带动低收入群体增收挂钩的“生态共富贷”产品，至2023年3月末，信贷总额达到5.26亿元，惠及客户113户，带动低收入人群就业超300人。四川成都深入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乡村应用场景建设，在彭州市宝山村建成全国首个数字人民币助力乡村振兴“示范村”。成都农商银行发行30亿元绿色金融债及全国首单“乡村振兴＋碳中和”应收账款债权融资计划。

　　实践证明，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已经成为区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建设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改革创新经验和模式，为各地探索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如何将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连点成线”，从试点经验走向示范标准，以此形成可复制的经验推广至全国，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已成为地方政府【行业观察】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试验区经验与启示、金融机构、监管部门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

　　坚持市场主导方向。从各试验区的经验看，政府、政策和财政要通过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防范出于好意的政策扭曲市场。各地“以客户为中心”，积极探索政府引导下的市场化模式，建立多方协作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和力量共建共享，实现可持续化运作。如，江西在全国首创“财政＋金融”的财园信贷通、财政惠农信贷通模式，“金融＋产业＋致富带头人”“金融＋扶贫工厂”等金融精准扶贫模式被广泛推广。福建龙岩在全国首创“供销社＋银行”风险共担、银行批量办理的供销助农模式，创新设立“供销助农信贷风险补偿基金”，合作银行按风险补偿基金十倍的资金规模向农户提供无抵押、低成本、简便快捷的。

　　强化政策金融协同。普惠金融服务机制是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基”，它决定了普惠金融能否高效可持续地支持薄弱环节。普惠金融要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持续改善地方普惠金融生态环境，让金融机构和薄弱环节和谐共生、相互促进。从各试验区的经验看，普惠金融不仅需要地方政府加强组织领导、统筹运用各类资源、投入真金白银，在充分尊重市场的同时，积极推动更普及、更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着力防范与化解风险，营造适合普惠金融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如，河南兰考县级财政出资7575万元，针对普惠授信建立政银保担“四位一体”的风险共担机制和分段风险防控体系，补偿基金随着不良率的上升而递增，银行分担比例随着不良率上升而递减，压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 有效提升银行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的积极性。浙江宁波奉化区建立总额2000万元的首贷风险补偿“资金池”，对不超过200万元（含）的首贷户信用损失进行风险补偿，并对发放首贷户给予0.5%～0.7%的贴息。

　　紧密结合乡村振兴目标。从各试验区的经验看，普惠金融发展必须紧密结合乡村振兴目标，立足本地“三农”资源禀赋，在创新要素信贷产品的同时，搭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健康发展。如，宁德市立足地方海洋渔业较为发达的实际，推动出台《海上渔排养殖权抵押备案意见》《渔排养殖贷产品方案》，优化了渔排等生产要素的确权、登记、抵押、流转工作流程，让相关主体开展融资更为便利。如，临沂市蒙阴县搭建起全县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体系，与山东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进行沟通协作和业务对接，并签订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体系建设战略合作协议，实现农村资产处置项目全部使用山东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平台，进行产权交易、抵押登记、资产评估、线上竞价、农产品信息发布等服务，建设统一的农村产权交易资本市场。

　　发挥科技金融力量。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坚持金融工作的性和人民性，并把科技金融放在五篇大文章的首要位置。从各试验区的经验看，科技金融的创新应用能够有效扩大普惠金融服务的半径和深度，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精准度。如，河南兰考探索打造“普惠通”App和数字普惠服务平台，实现一网对接银行、保险、证券、银联、政府部门等多方资源，涵盖、理财、保险等内容，引入农产品电商、远程医疗、电子社保卡就医、便捷交通等服务，极大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选择性。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风险防化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浙江宁波在全国首创“互联网大数据＋网格化排查”防控模式，打造金融风险“天罗地网”监测防控系统，建立“信用＋风险”监测预警模型，推动形成“监测、预警、处置”三位一体的市级部门信用联动机制。

　　积极开展金融消费者教育保护。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金融市场的活跃度，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是活跃金融市场的重要举措。2024年1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局首次提出了建设“大消保”工作体系，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提出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要求。从各试验区经验看，金融消费者教育和权益保护是一项涉及普惠金融服务的系统性工作，在构建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的长效机制，必须予以全过程重视。如，河南兰考将信贷条件前置，变“信用＋信贷”为“信贷＋信用”，推动农民在使用中培养信用记录、积累信用习惯。江西吉安建立“驻村＋金融乡村助理”工作机制，对乡村振兴发展进行“融资＋融智＋融信”赋能。浙江宁波推进“金融普惠校园启蒙”国民金融素质教育提升工程以及百家金融机构网点对接百家社区、千家助农金融服务点对接千个行政村的“双百双千”工程，通过线上建平台、线下到社区、打造金融教育品牌产品等措施，初步形成较为体系化的金融教育生态。